李仗生在冒雨讨薪途中，被一道雷劈中，以这一种悲怆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讨薪未成身先死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越聚越多的亲人和工友，混乱场面一触即发。一个略带佝偻的身影穿过挥舞的拳头冲了进来，“大家冷静，要冷静，相信我，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……”他，便是广州黄埔区司法局长洲司法所负责人周勇。
    讨薪惨死家属义愤险酿冲突
    李仗生是湖南隆回县农民。2010年初，包工头老周从深圳某公司处承包了工程，随后将李仗生招至麾下。好容易终于熬到了完工，却还有近半年的工资没有着落。从当年2月开始，李仗生和工友们，在老周的带领下，频频到该公司驻长洲项目部索要工程款。
    7月29日下午3时，李仗生和几名工友冒雨前往项目部，李仗生边走边打电话，途经一棵大树时，突然一道雷劈下来，一排5个人都被震倒在地……很快，其余4个人爬了起来，李仗生却没了气息。等120赶到现场，直接宣告了死亡。
    李仗生的死让讨薪工人积压数月的怨气有了出口。其时，李仗生的儿子阿彪已经赶到现场，看着父亲的遗体，悲愤万分。以他为首的家属代表要求不准动遗体，“一条人命就这么没了，项目部要赔偿一百万”！
    周勇在第一时间接到消息，赶到现场。他拉住阿彪劝说，“尸体送去殡仪馆冻上，不影响死亡检查……”他  拉住众工友，“相信我，欠你们的工薪一分都不会少，我保证给你们要回来……”
    傍晚时分，遗体终于被运走。但死者亲友、下班的讨薪工友又来到项目部，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    “人死跟我们有啥关系？别以为围着闹事就想从我们这里讹钱！要赔也就是人道主义安慰，1万！”项目部干脆大门紧闭，负责人避而不见。“要不是为了讨薪他早去别家干活了，怎么会被雷劈到？！”工人方也丝毫不让。
    眼见局面几度失控，周勇找到死者亲属和几个工人代表，“该给的工薪包在我身上，要不回找我！但是如果这样闹下去发生群体事件，有人伤亡，该负的责任，你们一个也不会少！”
    一番权衡之下，大家暂且各自回家，约定次日再坐下来谈。
    赔偿议价各有道理差距甚大
    其时，对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周勇早已心中有数。
    包工头老周在长洲岛上承包了多项工程，而行规便是阶段性付款，完工后付到80%左右，最后款项要待最后验收合格后才会拨付。这本来也无可厚非，工程款全给了，万一工程有问题找谁去？就此，项目部认为，该给的钱我已经给了你，拖欠工人工薪是你包工头的事；而包工头也担心工程验收被挑毛病，希望能借助工人的讨薪尽快拿到其余的工程款。
    周勇已与包工头老周就此交手多次了。最无辜的就是欠薪工人。工程结束了，不能去下一家做工，拿不到钱就只能空耗着，连吃饭、住宿都是额外支出。然而，一边要价100万，一边只肯给1万，怎么办？周勇分别找到了他们。
    对于死者家属来说，如何将天价索赔回归理性，周勇费尽了口舌。工程已经完工好几个月，李仗生死于讨薪路上，但是按因工死亡处理明显不妥。何况，即便按照因工死亡处理，也不可能有百万赔偿。这只能按照意外事故来处理，当然，可以参照因工死亡的标准提出略低索赔数额。
    对于项目部来说，虽然人非因工死亡，但若非因为讨薪滞留，李仗生或许并不会如此死亡，出于人道主义也好出于补偿也好，项目部都有一定责任。而1万元杯水车薪，也太伤人心。
    巧妙斡旋方案人性双方认可
    再次面对面坐下来，双方理性多了。死者家属提出了8万元的赔偿请求，项目部副经理也到场，当时承诺可给予10万元以下的赔偿。
    但没想到，一波三折。次日，最终调解上，项目部副经理突然反悔，坚称他对赔偿数额无决定权，只能基于人道主义补助死者家属1万元。家属们再次愤怒了，眼见情势要再次激发，周勇连忙将双方拉开，项目部副经理趁机离开了。家属们干脆就在项目部会议室驻扎了下来。此后几天，连续调解，均难达成共识。
    第7日，周勇提出一个调解方案：项目部从人道主义补助死者家属2万元，另借支5万元作为丧葬费用等。届时，若保险金超过5万元，将从中退回5万元给项目部；若保险金少于5万元，则不足部分由项目部予以补足。如此一来，死者家属至少能获得7万元的赔偿，而项目部的赔偿不会高于5万元。这一调解方案得到了双方的认可，最终圆满解决。
    从业经历
    频频吃闭门羹，冷静对待等对方骂够了，他才开口
    十几年前，政府向长洲岛征地改造，被征去了土地，500多当地农民“农转非”变成了城市户口，此后经历下岗待业等境遇。然而，虽然身为城市人，他们“农转非”的身份却不能享受医保和社保。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，又不能享受城市人的“福利”，村民们的愤怒可想而知，四处上访反映。
    周勇的一个重要工作，便是上门做他们的工作。
    “不做不知门难开。”情况再危急的群体事件，也没有这种境况让周勇感到棘手。“敲很久的门，人就在里面，但就是不给你开门。”这是他最常遇到的场景。
    “一次不行去两次，想办法见到人，说上话。”有几次，人家抹不开面子开了门，也不让进也不让坐，摆足一副逐客的神态，开口便骂“养你们这些人干嘛，成天做表面工作……”
    周勇也能适应，“到后来我脸皮就厚了，也不管那么多，只要他能听我说上几句。”他便自己找个地方坐下，平静地听对方谩骂，骂够了，他才开口。“政策的事我们也只能反映，逢年过节送点米油面，给个小红包，表表意思。”
    幸好，今年出台了新政策，这些居民终于可以享受到城市医保了，周勇总算松了口气。
    帮扶刑释人员，赢得真心从开始抗拒到主动“汇报”
    对两类人员的跟踪考察，也是周勇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    现年40岁出头的谭某曾因抢劫在新疆服刑十多年，去年刑满释放回来，却因服刑户口调离并无分红。在周勇的帮助下，重新办理了户口恢复了分红，还补回了服刑期间的部分分红。如今的谭某，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，“在牢里不敢想，出来了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。”
    李某曾因惯窃被判死缓，出狱后想做点小生意，周勇又开始为他张罗了。申请廉租房、介绍工作……得知李某想开个小店，他又根据政策帮他申请了5万元无息贷款，“当时他正赶上‘严打’被判了死缓，其实人不错的，我们应该多给人家条路子走。”周勇说。
    “谈不上什么诀窍，就是多跟他们说话，多出现在他们身边，多提供点便利。”如今，虽然很多人还是叫不出全名，但周勇已和很多刑释人员非常熟悉，“说是思想矫正，其实更多是情感上的矫正。”
    周勇坦言，最开始，他们对自己也很抗拒，“觉得我就是来监视他们的，来管他们的，有敌意也不出奇。”
    “其实他们与社会脱节很久，乍一出来很不适应，”周勇便帮忙奔前跑后解决一些实际困难，“很多时候不是管，是服务。”以至于到了后来，都不用周勇主动联系他们，他们一有什么事情都会主动“汇报”，“周哥，我这份新工作还不错……”、“周哥，我刚发工资了……”
    周勇不愿当所长
    7年前，周勇从部队转业，正团职的他连降两级从普通科员做起，短短7年便转遍了黄埔区局9个街道中的6个街道。虽然干着所长的活，但他却从不愿意参加各级竞聘，甚至连个申请书都不愿意写，“把活都干完不就行了，当不当所长没所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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