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看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律效力？

    2011年10月6日10时，王某搭乘黄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，沿某市平安大街在第一车道（超车道）由南向北行驶。王某乘车时没有配戴头盔、侧身横坐在摩托车后座的左侧。赵某驾驶小轿车在其后行驶。当赵某驾驶的小轿车即将赶上黄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时，因其车速较快，王某因害怕，自行向摩托车左侧（脸朝方向）跳下摩托车，致使头部撞到路边护栏受伤。交警出具了《交通事故认定书》，认定赵某在与黄某驾驶的摩托车同车道行使时，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规定：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。赵某驾驶小轿车车速太快，超过安全规定，且未与前方同一车道行驶的黄某驾驶的摩托车保留足够的安全距离，且两车临近时没有采取制动措施导致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，应承担全部责任。
　　事后，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黄某、赵某承担侵权赔偿责任，要求承保了赵某的小轿车机动车交强险的某保险公司，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（注：赵某同时在该家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车险）。
　　【裁判】
　　法院经审理认为:本案在责任承担上，三方均存在过错。
　　赵某存在的过错责任如下：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43条的规定：同车道行使的机动车，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。赵某驾驶小轿车车速较快，且在与前方同一车道行驶的黄某驾驶的摩托车相距1米时，没有采取制动措施，以保留足够的安全距离，行为上存在过失，属于危险驾车行为，该行为足以令坐在摩托车后座的王某产生恐慌，因害怕受到伤害而跳车逃生导致其撞上护栏而受伤。虽然赵某与黄某之间不存在共同的故意，赵某驾驶的小轿车与黄某驾驶的摩托车并没有发生直接的碰撞，但赵某危险驾车的行为间接引发了王某因害怕而跳车，其是造成王某受伤的一个诱发原因和条件，与黄某的侵权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3条第2款的规定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，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，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　　黄某存在的过错责任如下：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44条的规定：摩托车应当在最右侧车道行驶。第77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：乘坐两轮摩托车应当正向骑坐，另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51条的规定：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。本案中，黄某驾驶摩托车存在以下过错：一是在未左转弯前便在第一车道（超车道）上行驶，违反了交通安全法的规定；二是搭载乘客没有要求其正向骑坐，而是侧坐；三是未按规定配戴安全头盔，在未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，使王某能从左侧跳车，致使其受伤，黄某已对王某构成了直接侵权。对王某的受伤，黄某在过失大小和原因力比例上应占主要方面，应承担主要责任。
　　王某存在的过错责任如下：王某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没有按上述规定乘坐二轮摩托车，且能意识到行驶过程中跳车会造成的严重危险后果，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。但因其是受外因的影响，跳车是在遇到危险、恐慌的情况下发生的，故自身的过错程度相比之下较小。
　　最后，法院在综合各方的过失大小和原因力比例的情况下，认定黄某对事故承担60%的主要责任，赵某承担30%的次要责任，王某自担10%的责任。据此判令相关各方按此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，并在征得保险公司和赵某同意的情况下，在赵某承保的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限额内，根据其在此案中所负的责任比例，将应由保险公司支付给赵某的赔款直接支付给了受害人李某，此案得到了圆满解决。
　　【北京交通事故赔偿咨询中心专业律师分析】
　　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是：《交通事故认定书》的法律性质是什么？法院能否推翻《交通事故认定书》对事故责任的划分，重新判定相关各方的民事赔偿责任？
　　一、《交通事故认定书》的法律性质仅是一种证据。
　　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73条的规定：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、检查、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、鉴定结论，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，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。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、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，并送达当事人。”由此可见，《交通事故认定书》的法律性质仅是一种证据，是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人作出罚款、拘留、限制驾驶人员的资格等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，亦可以作为法院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或判决的依据。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公安部下发的《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第4条：“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”之规定可知，《交通事故认定书》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，不具有可诉性。从证据的类型角度划分，因其是公安机关制作，故应属于公文书证的一种，应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。